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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07

礼乐与先秦诸子(上)

周公制礼,礼崩乐坏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知道此说是从谁开始的),可见礼在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有个词语叫行周公之礼。记得看 《黄金时代》的时候对于王二经常和陈清扬敦伦一事不甚了了,后来才知道,敦伦就是行周公之礼,行周公之礼就是行房。这件事,可以叫交配、性交、媾合、行 房、做爱、敦伦、行周公礼等等。再比如死,有死、卒、崩、薨、去世、作古、安息、挂、葛儿屁。虽然只是换个说法,但含义是大不同的。这里面有生物和人文的 区别,有伦理的区别,情感的区别,文化的区别。比如说某人告诉我某某死了,或某某葛儿屁了,或某某安息了,我就知道这人对死者是报什么态度。当然,这也许 不过是个说法,事情还是那个事情,换个说法并不重要。但是,先不说人的事情和人对事情的认识是紧密关联的,也不说没有这个人对事情的认识就没有所谓“人的 事情”,至少在先秦这不仅仅是一个说法的问题。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大夫可以逍遥法外,而是说贵族和庶民是那个界限分明的社 会阶层,礼是贵族的行为准则,刑是庶民的行为准则。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上》,孔颖达做疏说“‘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张逸云:‘……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法律分两套,贵族那套叫礼,庶民的那套叫刑。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合理的,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人权宣言》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用现在的西方的观念去理解中国古代,会遮蔽了真相。在古代,如果对大夫用刑,就是非礼。非礼在当代已经变成性骚扰的代名词,在古代含义深广得多,可不是小事,我们慢慢说。

古代贵族有子弟学校,开设六门课 程,就是六艺,其中有两门就是礼、乐。以前听老师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很羡慕古代的孩子,他们真幸福,只要会说谢谢你、没关系等,再唱唱歌就可以了,真是又 轻松又好玩。如果是这样,那礼崩乐坏就不算什么大事了。事实上,这个现在看来很无关紧要的东西在周代却是事关社稷的大事,是周的立国之基。

周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朝代。《诗经·大雅·文 王》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说周虽然是旧有的国家,但(因为文王新其德)肩负着上天的使命。《史记》说周的祖先名叫弃,是帝喾的元妃姜原所生。帝喾 是黄帝的后代,后羿射日的事就发生在他的时代。黄帝是姬姓,姬与姜姓世代婚姻,到后来周代也还是这样,所以他娶的女子姓姜,姜属炎帝这一支,这正是炎黄子 孙说法的来历。姜原是个贪玩好奇的女子,到野外踏青,看见一个巨人的大脚印,就好奇,便踩了上去,结果就怀了孕。那个时候没有技术打掉,只好生出来。但姜 原觉得这孩子不吉利,就把儿子扔在了一个小巷子里,结果发现牛马都不去踩他,姜原一看丫的死不了,就准备扔到林子里去,却恰好碰见很多人在林子里,于是就 扔在阳沟里的冰上,结果有鸟飞下来用羽翼温暖这孩子,姜原于是被震撼了,觉得她生的这个孩子恐怕是神的儿子,就不再扔他了。所以他名字就叫弃。弃从小就爱 农业生产,成了个农业专家。后来尧发现他是个人才,让他管理农业,大概就是农业部长,号后稷,这大概就是他的官名,所以后人就称他后稷。后稷的后代有段时 间放弃了农业,跟游牧民族鬼混在一起。后来出了个人叫公刘,恢复了后稷的功业,在豳(在今陕西省内。那句“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就出自《诗·豳 风》的《东山》篇)这个地方立了国。后来又出了个人叫古公亶父,也是个农业专家,当时有游牧民族来进攻豳,古公为了不让人民受伤害,就带着豳人到了岐山 (后来刘备拷贝了这一行为),建了国。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周的农业很发达,政治也很清明。到了文王,已经开始准备进攻商了。文王向东经营了南北两条线,一 条出潼关,在太行山脉南麓不远,经营黄河下流,目标指向太行山脉南麓的朝歌,一条出武关,沿长江、汉水直到淮水,经营南方国家。按钱穆的观点,这两条线是 周的生命线。后来武王沿第一条线灭了商。其后穆王西征是第一条线的扩大,昭王南征是第二条线上的扩展。

按钱穆的观点,封建从周朝开始,第 一次封建是武王克商,分封弟子功臣于两线,对殷形成包围。殷虽然灭了国,但其影响还很大,周不能完全消灭,只能怀柔。第二次是周公平乱之后,迁殷人回成汤 故地,宋。两线上的国家重新调整,向东扩展到了海边,对宋形成包围。这第二次封建的关键人物是周公,周公完成了封建。

周公是中国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孔子老了,有一天喟然长叹“俺老了啊,周公啊,俺好久没梦到你了啊!”(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孔子如此魂牵梦萦?孔子说自己“俺是不搞文学创作的,俺讲的都是过去的老事情”(述而不作。《论语·述而》)。那他述的是什么呢?正是周公制定的周礼。礼在周之前就有了,有夏礼,有殷礼,但是就是在孔子时候,资料已经不全了,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那我们就从周公开始说礼。

周在建国初期,国家并不稳定。武王在克殷第二年就驾崩了。周公摄政。周公行四,老大是把狐狸精都迷倒的大帅哥伯邑考,老三是管叔,老五是蔡叔,老八是霍叔。管叔觉得自己在情理和惯例来看都比周公更适合为王,于是和蔡叔、霍叔联合(此三人就是三监,监视武庚的,武庚是纣王的儿子,也封了国,好像就在朝歌) 野心勃勃武庚并若干小国、少数民族部落发起了叛乱。周公于是亲自东征,平定了叛乱,重新分封诸侯国。这就是周的第二次封建,经过这次封建周的势力范围大大 扩大了。文王当年经营的南北两条线,现在就像两条长长的手臂将殷的后代,宋,牢牢的抱在了中央。封建大势形成。天下大定之后,周公继续辅助成王直到王成 年,归还政权。在周公那个时候,兄终弟及是合法的,并不算篡夺,这也是为什么管叔叛乱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据《周书》记载,“武王谓周公曰:‘乃今我兄弟 相及。’”,所以周公有完全的理由继承王位。但是周公没有这样做。周公有大功于天下,却勤勤恳恳的辅助成王,甚至在成王对他怀疑疏远他的时候依然不离不 弃。为什么?问题的关键不是周公这个个人具有怎样的美德,关键的是,周公这样一位居高位有大功有大德的人,用具体的行为为国家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制度,父子 相及,这是周的基本制度,周公勉力建立和维护的就是这个制度,这是立国之基。这个制度的成文法就是礼。周公的行为取得的效果,这就像美国国父华盛顿死活不 第三次连任,其后果就是其后继者无人敢于也不能够实现第三次连任,为什么?连华盛顿那儿都没有先例,名不正言不顺,政治上无法立足,哪怕你有天大的功劳。 周公之后,如果有非嫡子继承王位,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诸侯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勤王。推而广之,对于各诸侯国,如果那个国家出现非嫡子继承爵位,其他国家就可 以正大光明的去干掉那个新继任者。推而广之,如果某个家里,如果非嫡子取得了继承权,其他家就可以干涉(如果没记错,周代所谓家,是指大夫,庶民是无所谓 家的)。这样,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汉朝有个重要的事件叫白马盟誓,刘邦当时斩白马与大臣盟誓,“非刘姓王,天下共诛之”,其性质、其效果和周公辅成王 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一次关于立长还是立贤都会形成激烈的辩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国维说,“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度从父子相传 制来。”封建是周的国家制度,这制度的基础就是宗法,宗法的核心就是血缘关系,宗法的形式就是礼,就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里记载了齐景公和孔子的一番对话,公问孔子施政方针,孔子就说了前面16个字,公说,“你说得对啊,如果不是这样,我就算有米,也享受不到啊。”不过景公虽然明白道理却不去做,国家最终被姓陈的取代了。

周公不仅在行为上确定了礼,周公还 亲自制定了周礼,前面说到的敦伦就是周公制定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从夏商两代发展而来,更加完备,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俺啊,还是相信他。可见,礼到了周代,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了,内容非常丰富。比如你的门前几根柱子,上什么颜色都是有规定的。比如我们开头说到的 死的各种说法,也是不能随便用的,乱用就是非礼。再比如前面说的敦伦,说敦伦这是在干人事,说交配,这是畜生在干事。但如果不是夫妻之间干这事,这就不是敦伦,这叫野合,野合就是非礼。这就是孔子说的“郁郁乎文哉”的意思。文者,人文也。但不管这个礼怎么文采飞扬,其实质始终是指向宗法的。当然,进一步抽象的来说,可以说礼的实质是人伦。《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一言以蔽之,礼者,序也。非礼者,乱也。日本的黑泽明拍了一部电影叫《乱》,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周礼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历史高点。以它为核心的文明充分的浓缩了中国这个建基于大河的农业宗法社会的方方面面。周取得这样的地位,与他王族世代基本都是农业专家大概是分不开的。

宗法的宗者,就是宗庙,“宗庙里祭 祀辈分的亲疏,规定着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钱穆《国史大纲》),钱穆的这句话指明了宗庙对于周代国家的重要性。红楼梦 描述贾家祭祀的情况,那个严肃阿,可见一斑。大祭的时候天子要和诸侯一起打猎(这也就是为什么射、御是六艺之一)。然后是天子祭礼,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宴享宴享就是吃饭,中国人讲究吃,这个吃也是祭祀的一部分,也是在表现天子和诸侯、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名分(具体我不清楚),所以,祭祀的宴享可也不是小事啊。临祭的时候有歌颂,有祈祷,颂词等等。这里,诗和乐出现了。

千万不要小看祭祀。且不说祭祀在每个民族那儿都很重要,也不提前面关于宗庙牌位的重要性,在周代,祭祀,天子除 战争外唯一的和所有诸侯一起聚会的时候,是天子和诸侯、诸侯和诸侯之间再次明确各自名份,联络感情的最重要的场合。这个聚会的重要性比起现在我们的人大会 议,其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比如说“宰相”两个字,其实是祭祀的时候两种官职,主持宗庙的是“宰”,主持礼的是“相”。在古代,进入皇家的宗庙做事, 都是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魏晋时候显赫的谢家就有好几代人在宗庙就业。祭祀的时候当然少不了乐。从现代发现的原始部落来看,那些原始社会的人想要和神沟通 的时候就会跳一些特别的舞蹈。艺术从宗教活动中来,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结论。所以,乐者,祭祀也。

说 到这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我们说到四个了,书其实也和祭祀有关,要记载祭祀的情况,天子做了什么,诸侯来了哪些,做了什么,还要写颂词等 等。书者,史也。钱穆说上古只有一种文化,就是礼,只有一门学术,就是史。至于数,我怀疑也和祭祀有关。祭祀的时候绝对少不了问鬼神吉凶。问鬼神,自然少 不了占卜或占筮。商人是一个信鬼神的民族,他们用龟壳占卜。周人不太信鬼神,他们搞祖先祭拜。不过受商影响,也用龟壳占卜,不过很多时候他们用耆草筮(用 龟是卜,用草是筮)。龟壳占卜成本很高,据说乌龟年岁也长的越好,千年王八万年龟嘛,龟壳用了一次就不能用了,因为要在上面烧洞。周人对易做了简化修改,改用耆草。这个草好像也不太容易找,不过好歹比龟便宜。卜筮 是要用到算术的。德国的莱布尼兹看到中国的八卦,很受启发,搞了个二进制的算术机器出来,是现代计算机的遥遥先驱。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说古代所谓六艺,都 和祭祀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想想也很自然,上古在竹条上刻字,好歹也是个体力活,不容易,而且用来刻字的竹条肯定预先还要经过处理,也不便宜,那个时候的人 当然不能像我们这样随便拿张纸或新建个电子文档就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写上去,写当然只能写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周代的祭祀比我们的黄金周更有拉动内需的 作用,简直就是经济发动机。

中国有句成语,叫“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正是孔子说的。子贡评价孔子“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是什么事让这样的一个人愤怒到了“不可忍”的地步呢?这件事情就跟乐有关。这件事记载在《论语·八 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这句话说得非常重,他说,如果这件事都可以忍受的话,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忍 受的呢?佾是舞列,八佾是天子才能用的(具体我不清楚),诸侯是六佾,大夫是四,士是二。每一列的人数据说和佾数相同。季氏是鲁国大夫,用天子之乐,孔子 非常生气,当面质问。至于生气的后果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并不严重。但孔子生气是生得很哲学的,很深刻的。这虽然看上去是件小事,是一个大夫家事,但孔子却看 到这是在根本问题上触犯了周的国基,是礼崩乐坏的征兆。“知几其神乎?”此后不久,周威烈王承认瓜分了晋国的三晋,赵、魏、韩的合法地位,给三个晋国的大 夫以公侯的爵位,天子的非礼标志着战国的开始,春秋的礼崩乐坏的完成。取代姜齐的田齐(田氏本姓陈)自然也是底气十足。鲁国也被三桓统治,如果我没记错的 话,三桓后来又被他们的家臣架空。到战国开始的时候,不仅王室衰微得不行了,几个传统的中原大国,晋、齐、鲁(鲁是周公的封地,历来是各诸侯的精神领袖) 全都被自家的大夫瓦解了,卫也是重要的大国(卫者,京畿屏障也,当年封这个国就是为了监视殷人,守卫京畿),不过这个时候好像早已经被晋干掉了。春秋开 始,诸侯侵凌天子,春秋结束的时候,大夫侵凌诸侯。到了战国,封建进一步瓦解,大夫的势力又被下面的士和庶民所瓦解,中国逐渐走向了平民化、官僚化、帝国 化。

说到现在,我们差不多明白了些,孔子说他出生的那个时期(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是什么意思。礼乐,根本所指是祭祀的事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说文》中说:“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很可能,礼和祭祀的乐一样都起源于沟通人神这一目的。春 秋开始于平王东迁,王权衰微,霸政开始。说道霸政,不要以为霸就是不讲理,霸政就是搞篡权。霸政开始于齐桓公,他采纳了管仲指定的基本国策“尊王攘夷”。 后来郭嘉拷贝了这一方法,给曹操制定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基本策略,不过二者内涵性质都是不一样的了。这项国策正是要在王权已经衰微的现实情况下维护周 公制定的基本制度,这制度的表现就是礼乐。所以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都非常高。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匡,就是正,一匡天下,这个评价很高。接着孔子又说“要是没有管仲,我现在就是野人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汉服右衽,胡服左衽。右衽,就是系衣服的时候,右边压在左边上。我们现在早已不束发了,再看看自己扣扣子的方向,恩,我们现在就是“披发左衽”了。想想我的卷发,说不定我有较多的胡人血统,那披发左衽也没什么了:-)。关于管仲,顺便提到一下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我认为,他对礼的看法和孔子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春秋末期,霸政衰微,霸政是社会对礼崩乐坏的一项自我修补措施,霸政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礼乐的彻底崩溃,于是有了战国纷争,百家争鸣。在后面诸子部分,我们会看到,诸子虽然是百家争鸣,但其核心都是对礼抱不同的态度,取不同的解释。

礼乐者,神人、人伦、次序。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言以蔽之,礼崩乐坏,道德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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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2007

也谈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逛天涯发现有贴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实质上是一种病态,忍不住也顶了一下,就顶出这篇jjyy的东西了。

楼主说“猪狗不是主体,永远是人的财富,是客体。故他们仇视贪官,热爱清官的心态可以说是因为它们畜牲的身份使他们无奈只能这样。但是人如果是这样就只能解释为智商问题了。”

“智商”这个词,很模糊。如果说是大脑的一种潜质,中国人的智商不一定就比西方人低。我听说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即使是原始部落的人类智商也和我们差不多。那么,楼主的意思又是不是指认识水平呢?像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国人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充分的自我意识,缺乏主体意识。这个意思也许比较接近楼主的意思。

那就谈谈我的认识。谈清官和贪官,应该先谈官和民。说清官好,贪官不好,这是缺乏反思的。不管是贪官还是清官,官和民在中国的语境中已经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了。不管是说“父母官”,还是说“为人民服务”,似乎都在暗示我们官和民是两个不同的但有密切关系的实体。君子和小人(民),很早就是两个并行的概念了。这个区别太重要了,如果承认这是两个平行的概念,那么两者的关系只能是施恩和拥戴,施暴和反抗。在这个关系中,拥有权力的始终是官,这个权力是自上而下来的。因此监督权也就不是自民而来,而是自官的最高级,皇帝,而来。自己监督自己,要不出问题,难。看看中国历史吧,虽然钱穆先生指出了中国政治是在逐步演进的,但这非质的演进掩盖不了中华帝国2000多年来该死的循环的事实。而按社会契约的说法,人的自然状态是自由的个体,为了共同的利益出让自己的权利形成契约,也就是放弃自然自由获得契约自由;如果社会契约遭到践踏,每个人就放弃协议的自由,收回其自然的自由。也就是说,最开始只有 “民”,并没有“官”和民对立,“官”是“民”选出来按照协约行使权力的。

再来说说清和贪的问题。我以为不要把官放在民的对立面,首先要看作跟民一样,他也是人,官也有七情六欲,有大多数人都会有的缺点和优点。对于一个人,你不加以有效监督的给他偌大的权力,让他手里拿着成百上千万的 RMB,你又要让他不贪,这可能吗?让别人做圣人,先想想自己能不能做到。别看咱们骂起贪官来个个似乎都是半个圣人,让你去了那个位置,我看也不定保得住不贪。反正我是不行的,给我这样的权力,又不监督我,老子第一个贪,我自认为个人品行还算中等以上。中华帝国自秦以来,大部分的官都是自民出,为什么一当了官就变了?难道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再说,一个官不贪,很难在官场立足。不贪,上上下下很多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很多老婆等着买的衣服,很多孩子等着要的玩具和男人的尊严就被清官这Y的给弄吹了,人家能不恨他吗?反正换作我,我第一个或者跳出来或者背地里骂他娘。好,你不贪,老子就脚下使畔子,叫你当不了这官。不贪,上司就怕了,这Y想干嘛,野心看来不小啊。当年李世民的爸爸李渊还是唐国公的时候,别人告他有异志,李渊知道了,赶紧养晦。我不知道邓说 “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方正这位国公爷是开始收贿赂了。做官跟做人一样,做人首先得活下来,活着就什么都有希望,像《芙蓉镇》里姜文说的,要像狗一样活着,中国人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么做官呢,也得先当下来才行啊。什么,客官你说海瑞怎么行?那我问你,张居正屁股不干净,但你说张居正的功劳大还是海瑞的大?你说海瑞不是被排挤吗?那我问你,海瑞为什么不先做上去再来一展宏图呢?你说不能以整个官僚系统腐朽来为个人的腐朽辩驳?那我问你,一堆清官就等于好的官僚系统吗?为什么清一色清官的官僚系统从来没出现过,无论中西?这只能说明这样定义下的系统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它或许将来会使合理的),因为它居然没有取得现实的力量来实现它自己。而且关键在于,个人品行问题和体制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把这个搞混,要么是认识问题,要么就是玩弄权术,故意掩盖问题。

楼主暗示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是因为缺乏主体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的水平还不高,对“自由”这个概念的认识还很低下。这其实就是西方民主思想。这看来是主观认识问题。但是,一个中国人有,这是主观问题,许许多多中国人代代都有,这就是客观问题了。如果仅仅把人的认识归结为智商问题,那就什么都不说了,人生笨了还有什么办法。不过,既然楼主去了民主国家就改变了认识,我想我也有希望了。我想,认识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人在改造(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改造(认识)了自身。一定的认识是在一定的实践中形成的。脱离了认识的实践根源,从西方搬过来概念是没有根的水。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和哲学评价都不高,说中国只有一个人自由,又进一步指出,其实这一个人也不自由。这的确是一针见血,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我们应该寻找背后的原因,物质的、历史的原因。

而且,我们可以按黑格尔所说“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我想很早就有了,《诗》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概能折射出一二来。在那个时候,这个“情结”算不算落后呢?我看不见得。马可波罗曾经赞美了中国官员的精明和廉洁,认为西方不如东方。这大概可以侧面表明,清官在中国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清官情结是有合理性的,这个情结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也曾经是世界上很先进的东西,也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它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失去了合理性,是应该被消灭也正在被消灭的“非现实”的东西了。因此,我们不能以为现在不“合理”的东西曾经也是不“合理”的,正如我们不能“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搞清楚这个情结曾经的合理性和现在的不合理性,它产生和现在被指责的社会根源。这个根源我认为跟中央集权有关。

华夏大地很早就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一与多,一个皇帝和其它人。这一个人拥有天下,“家天下”,其它人什么都不拥有,所占有的都是这一个人的赐予。(中国没有私有制。)但是皇帝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个家,于是皇帝赋予权力给官员(政府的官员是逐渐从君王家臣演变出来的),由官员来管理这个家,管理群氓。人民是没有权利的,也没有土地,(《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华夏的不成文宪法。不要说地主有地,没有宪法保护的。)人民拥有的权利都是皇帝赋予的,是自上而下赋予的,而不是自下而上转让来的。在这样的社会下,产生“清官情结”是很自然的,产生“民主”思想则是很难的。没有私有制的国度产生民主思想,没有听说过。这个情结和这个社会是一致的。

这样的帝国曾经是很先进的,也是很得人心的。(想想为什么楚霸王不得人心,因为封建制已不得人心)。这个帝国的产生和它能够维持2000多年,这中间的原因太复杂了,不是我这个水平能搞清楚的,但我觉得有两个因素是产生中央集权和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治水和抵抗蛮族。

这两件事从古到今,都是要调动整个华夏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的。这么大的系统工程给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就是,成熟的官僚系统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抵御蛮族,从黄帝和蚩尤的斗争就开始了,现在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然提法变了。治水,咱么可以看看大禹治水。为什么大禹之后就出现了第一个王朝?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治水给中国人缔造了一个初步成熟的官僚系统和军队。大禹那次治水,一定是一次全国性的水灾,至少南方灾区一定到了浙江,据说杭州的名字和大禹有关,大禹据说死在绍兴,越人据说就是大禹的后裔。这么大的灾害,就是98洪水估计也比不上,在那个时代要治理这样大的灾害,不锻炼出一个庞大训练有素的官僚系统来开展这个系统工程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个官僚系统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快速有效的调动一切资源。另外,再来想想在98抗洪中的主力军是谁?是解放军。那么反过来推,在那个时代,进行抗洪的群众们在抗洪过程中很有可能被训练的十分有组织,这样的人群很容易投入战争。在地理知识上,经过这次抗洪,庞大的华夏版图一定第一次开始清晰了,关于华夏的地理知识一定获得了一次飞跃,这些知识对于一个要中央集权的国家可是相当重要啊。在政治上,经过这次治水,大禹的功绩和威望,恐怕只有黄帝才能和他相提并论了。这一切,都为中国政治的早熟准备了最重要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民众的二元关系很容易建立起来,哪怕以前的权力是自下而上赋予的,现在一切权力都收归了那个皇帝,然后再由他来统一安排,分配。另外提一提后稷也是有必要的,治水的根本目的除了生存,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灌溉。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业知识、技术和工具的改进对于提高亩产量是十分重要的,而亩产量直接影响人口,人口多少是衡量国家富强的极端重要的指标。周的祖先是后稷,后稷就是农官。周是一个重视祖先的民族,后稷的后代也差不多都是农业技术的专家。后来的公刘似乎也是。也就是说,君王还担当着生产指导专家的地位,这是关乎民生的事。另外,灌溉是农业的命根。但是灌溉除了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人事问题。比如《平凡的世界》就讲了一件上游县把水库一关,下游就没水喝了的事。因此君王还得居中调节各种人事矛盾。

所以在中国谈西方民主,谈私有制,先不说抵抗外敌的问题,首先就得考虑如何解决水的问题。治水的问题牵扯很多,最敏感的就是地方和中央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谈不来。

说了咱们的情结,大致也提提西方民主吧。西方民主的思想产生于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但追本溯源是希腊文明。相比中华的大河文明,希腊文明主要的是海洋文明,有很强的商业味道。所以谈古希腊就会发现,古希腊的地域是变化的,西到西班牙,东到小亚细亚,北到黑海北岸,南到埃及,都在某个时期曾经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商业社会中,私有制和法制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商人多,势力大,确立私有制是比较容易的,私有制确立,基于私有制的法制就容易确立起来,因为是基于私有制的,所以比较能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民权的概念就容易建立了。中国战国也出现过发达的商业现象,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路呢?我想这还是和咱们这个大河大江以及因此早就建立起来的政治思想有关。而希腊能发展出民主的概念,也和它的城邦制紧密关联。这些问题很大了,我没有这个能耐,只不过提出自己的猜测罢了。

反正呢,楼主揭示的“情结”问题和指出的认识上的缺陷,我都是赞成的,但对于“病态”一说不敢苟同。凡事皆有因。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细究起来,实在不是个小问题,要牵扯出大问题,是个要考虑中国历史很多方面,要对比东西差异才能给出满意答案的。希望有识之士能出来一解小子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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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2007

黑格尔小传(1)

Hegel
就 其破坏能力和严峻后果而言,罗伯斯庇尔可以和康德相匹敌;说到意志的狂放和抱负的远大,拿破仑则可和费希特并肩。但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和黑格尔同日而语的 人;确乎如此,因为法国的政治生活还没有造就出一个人物,像黑格尔那样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事业。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最充分地反映了欧洲十八、九世纪之交所发 生地根本变化。
——海涅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恩格斯
黑格尔和孔子不一样,他的生平相对他的思想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于了解他的思想,知道他的生平还是有必要的。

少年时代;文科学校时期
1770 年8月27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出生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家里人都叫他威廉(Wilhelm)。他的父亲Georg Ludwig(1733-1799),出生在图宾根(Tübingen)一个国家公务员和牧师的家庭,是符腾堡(Württemberg,德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公 国,首府是斯图加特)财政部门一个普通税务官员。母亲Maria Magdalena Louisa (1741-1783)出身斯图加特的一个富裕的家庭,公国最早的一些神学家、律师和高级官员都来自这个家庭。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足够的能力教育黑格 尔拉丁文的基础。他们于1769年9月29日结婚。黑格尔是他们的长子。
Hegel's mother and father

1777年,黑格尔进入文科学校。在黑格尔8岁时,他最敬爱的老师勒夫勒 (Löffler)送给他全本德文本莎士比亚全集。至于黑格尔少年时期看过没有,不得而知。但这个时期他爱不释手的是一部庸俗乏味的小说《索非游记,从默 墨尔到萨克森》,这是一部模仿英国家庭小说描写七年战争(1756-1763,又叫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时期东普鲁士市民生活的小说。黑格尔的这种平庸的 爱好也许就和咱看韩剧差不多吧,呵呵。在希腊作家中,黑格尔喜爱的有柏拉图(Plato)、苏格拉底(Socrates)、荷马(Homer)和亚理士多 德(Aristotle)。黑格尔醉心于希腊悲剧,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年少的黑格尔甚至还以散文的形 式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大学时期又以诗歌形式重新翻译了一次。他读过希腊文的《新约》(NEW TESTAMENT)和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在拉丁作家中,他喜欢的有Livius、西塞罗(Cicero)和Epictetus,他也翻 译了一些他们的作品。他喜欢的德国作品有歌德(Goethe)的《少年维特的烦恼》(WERTHER),席勒(Schiller)的《斐爱斯柯》 (FIESKO),莱辛(Lessing)的《拿单》(NATHAN),Klopstock的MESSIAS和Hippel的LEBENSLÄUFE。在 德国哲学家中,黑格尔研究了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PHAEDON和沃尔夫(Wolf)的《逻辑》(LOGIC)。黑格尔还学习了希伯来文,英文,也许还有法文。Hegel's birth house in Stuttgart

黑格尔喜欢的游戏是象棋和纸牌。这个时期还染上了吸鼻烟的习惯。

1783年,在黑格尔13岁时,黑格尔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悲剧,他深爱的母亲去世了。

从1785 年6月26日到1787年1月7日,黑格尔的主要作品是持续了18个月的日记,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黑格尔喜欢做笔记和摘录,它们 被记在活页上,然后按照经典作家、新闻、哲学论文、文化史、算术、几何、应用数学、物理学、道德规训、心理学等等归类,并按字母顺序排列。所有摘录都放在 贴有标签的文件夹里。这些文件夹将伴随哲学家一生。

除了被动的学习,黑格尔也有一些文章,如《论古代诗人的若干特征》,《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黑格尔崇尚古典,对古代语言和古代诗人,更重要的是对古希腊思想,毕生倾慕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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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007

关于Valdaro恋人的两则新闻(译)

考古学家被一对“恋人”震惊了
原文出自Archaeologists awed by 'loving couple'
2007/02/07 02:07AM



Rome - 这是永恒的拥抱。

考古学家在意大利发现了一对5000到6000年前被埋葬的遗骸,他们依然紧紧搂抱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Elena Menotti说,她领导了这次在意大利北部城市Mantova郊外的考古发掘。

“还从来没有在新石器时代发现合葬的现象,更不用说两个人紧抱在一起——他们是真的紧紧拥抱在一起的。”

Menotti说她相信这两个人——尽管还需要证实,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男一女——是一对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牙齿还是完整的,并且没有磨损。

“我必须说,当我们发现它时,我们都变得非常兴奋。我已经干了25年考古挖掘工作了。Pompeii【1】所有著名的遗迹我都挖过。”她告诉记者。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被如此的感动过,因为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发现。”

现在,一个实验室将要尝试确定这对恋人死亡时的年龄和他们被掩埋在地下的时间。

科学家将会完好的保存“Valdaro的恋人”
原文出自Scientists will preserve 'lovers of Valdaro'
2007/02/13 01:41AM
by Phil Stewart

Valdaro - 意大利不会分开它石器时代的一对“恋人”。

作为一份情人节的礼物,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决定把最近发现的一处遗迹迁移并保存下来,这遗迹是大约5000到6000年前埋葬的两具尸体,他们的骸骨还保持着相互拥抱的姿势。

考古学家们告诉路透社,他们计划不采取拆开后再重装的办法迁移这两具遗骸,而是将它们连同周边的泥土整个的淘挖出来。

这一整块土地将首先被送去研究,然后作为世界上已知历时最久的拥抱,存放到博物馆,留给子孙后代。

Elena Menotti,那个在在一周前宣布了这个发现的考古学家,告诉采访者,”我们想要让他们保持在过去一直保持的这种姿势--拥抱。“

他们的迁移工作将会使得那些不得不雇佣额外的安全措施来保护遗迹现场的考古学家们松一口气。要知道,这次考古发现让这个位于北部城市Mantova郊外的遗迹变成了世界头号新闻。

更重要的是,这给了科学家一个机会去解开这个秘密,它是意大利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秘密之一:第一例合葬的新石器时代的夫妇,而且还是拥抱在一起的。

这是一次突然的死亡,还是宗教仪式上的一次牺牲?或者,是史前的一对命运不济而自杀徇情的恋人罢。

在这些假说中,后者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解释,因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发生在Verona【注2】附近。

但是科学家们表示,对于当前这个已经成为世界各大报纸头条和街头巷尾谈资的著名的石器时代的夫妇,他们所准确掌握的信息仍然很少。

由于发现地点位于Mantova郊区,这儿是一片农场和工厂【注3】,意大利人将他们称作”Valdaro的恋人“。但是,在科学家们确定他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前,他们的性别还是一个问题。

不过考古学家可以肯定他们是一对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牙齿很完整。而且从他们身上的箭头【注4】和遗迹里找到的工具可以肯定他们死亡的年代是石器时代。

但是新的证据表明这一对并不是单独埋葬的,附近可能曾经生活着一个石器时代的部落。

考古学家在现场向路透社展示了附近另外一些骸骨的照片,这表明这一对可能是某个史前葬礼的一部分。

单个人总是按东西向埋葬的,这可能是依据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但是这一对骸骨却是以错误的方式被埋葬了。

“他们被按照南北向埋葬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考古学家Daniela Castagna站在墓穴上说道。

John Robb,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意大利新石器时代遗迹的专家,说关于这一对骸骨的困难在于它是一个个例,这使得很难用已知的历史知识去解释。

他说,新时期时代几乎总是单个人埋葬的。

”有几个集体埋葬的例子,也有几个在房子下发现一堆头颅的例子,而且,在大约每20或30个遗址中出现一次的个体埋葬的例子中还完全没有合葬的情况。“他说。

“并且这些可能都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特殊的宗教背景的。”

不过在科学家们对骸骨进行一次仔细的考察之前,任何人都只能有是一些不精确的猜测。

这次发现在Internet上造成了几派意见,其中一些对这对搂抱在一起的骸骨做了黑色解释(darker interpretation,不知如何翻译,只好直译)。

AOL上的一个读者说,那种认为这一对是被永恒的赐福的说法是荒谬的。

“也许是永恒的仇恨将他们紧紧的拧在了一起“,另一个读者写道。

另外一些人则呼吁不要去打扰这一对的尸骸,但意大利考古学家认为这会让遗迹受到盗墓者、破坏份子和糟糕的天气的破坏。

还有一个实际的原因,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希望尽快的在上面盖个仓库。

”我们说‘安息吧’——除非你已经死了足够长时间以至于变得有趣了“,另一个读者,Jim Noonan写道。


【注1】庞培,意大利古城,如果我没搞错,是以罗马大将庞培命名的,后毁于附近维苏威火山的一次爆发。
【注2】Mantova就在Verona(维洛那?)以南25英里,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和朱丽叶》所设定的地点正是Verona。
【注3】遗迹所在的土地所有者正准备建一个工厂。
【注4】据说一个脊柱上有箭伤,另一个的身体侧面有一个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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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2006

1500年——《全球通史》读书札记2

1. 历史的突变



公元1500年前后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从这之后,西方文明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地球上各个文明区域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直到今天的地球村。Stavrianos以此将他的书划分成了上下两册。


在1500 年以前,所谓全球史,主要的是欧亚大陆的文明史。在那个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当然的是几次蛮族的大规模入侵。Stavrianos将 公元500年作为1500年前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分野,公元3-6世纪的大规模蛮族入侵结束了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时代,开启了中世纪文明。但这个说法多少都 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为在这次入侵中,被较彻底摧毁的只是西方文明。不过考虑到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是西方文明,所以这些对西方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的入侵也就对 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500年以后,有了真正意义的全球史。这以后的一个重要的分野是1914,西方的衰落,先是东欧,接着是 整个海外殖民地的相继独立,同时相伴的是西方的成功,“全球一体化的空前发展”。在1914年以前,重要的年代是1763年,这一年七年战争结束,《巴黎 和约》签订,英国人在北美洲和印度取得了主导地位,走上了“通往世界帝国和世界主宰的道路”。在1914年之后,重要的年代是1939年,二战爆发。


对 于造成历史分野的事件,除了搞清楚事件本身外,更重要的是这事件产生的原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和对各文明以及它们之间关系 的影响。其它重要的原因还有,为什么是在这一时期而不是别的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在这一地区而不是别的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各个文明的反应不一样 等等。总之,这些事件是研究全球史的契机。而作为全球史的基本概念就是文明。

2. 文明


文明是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地域等不同 的一个新的概念。与社会不同,文明比社会更稳固,时间更长。比如中华文明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与种族不同,文明可能由多个种族组成,典型的如伊斯兰 文明。与国家不同,比如西方文明包括了很多国家,而中国国境内有伊斯兰文明。与地域不同,尽管文明具有地域的性质,比如伊斯兰文明在欧、亚、非都有大量分 布。因此,文明是一种大的(空间、时间)、综合的(历史、社会、经济、心理等)视角和研究方法。全球史观需要文明这个概念。

Stavrianos在第二编开篇提到:


“‘文明’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区分文明和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的一些文明的特征: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交税,文字,社会分化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新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产生了文明。”

3. 地理大发现


是 什么促使西方开始地理大发现?西方何以能够进行这次大发现?何以能够最终胜利的完成这次大发现?为什么首先是从伊比利亚开始?为什么伊斯兰世界没有进行这 次大发现?为什么中华帝国在一次辉煌的远征后就退出了海洋?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文明发生了什么变化?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的儒家文明发生了什么变 化?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文明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文明的分布发生了什么变化?

关于这些问题,大致有如下主题需要考察:
  • 蒙古帝国,伊斯兰世界的扩张是1500年前重要的世界大事。
  • 欧洲的封建制度,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和国家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出现等等。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 伊比利亚的地理大发现。
  • 西北欧的崛起以及三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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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2006

读史的理由——《全球通史》读书札记1

0. 因缘会

我们的教育教会了我们做程序员、律师和会计等等,但是没有教育我们如何做一个人。当然,也教了,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但这个太高尚,难以运用到俗世。因此我只好自己去寻找。我想,第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最后我发现问题不太简单,当然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毕竟连Socrates也要用尽一生去实践他得到的神 谕,借询问别人来了解自己,我等凡人,则更不可能期望就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纵观人类哲学史,关于伦理问题就没争个结论出来,我并不敢因为学过马克思主义 就敢蔑视故往先哲。因此,我想这个问题看来是需要一生去追问的,那就从系统的阅读和思考开始吧。顺便也打发无聊的时间。

Plato说国家是放大了的人,研究国家因此更容易入手,所以他写了本书叫Republic。但这个骨头硬了点,而且玄了点,不适合我这种被抽象教育毒害 至深的人,最后还是拿起了去年偶然在书店买的《全球通史》。看完后,很多收益。先写个读史的理由吧,既复述作者的思想,也整理自己的思考。

1. 这本书的目的

Stavrianos在开篇《致读者》中就明确提出,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个讲求效 率的时代,对于作者来说,在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中再添加一本不是不需要理由的;对于读者来说,有那么多关于当代社会的或实际技能的书不读,读一本历史书, 也不是不需要理由的。他写道: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这正是要历史学去承担立足当代,认识过去,理解现在,预见未来的功用。Toynbee在1924到1956年撰写《历史研究》期间,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他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他说:“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 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部书《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中,我同样是两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 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

紧接着,Stavrianos在概述从类人猿到人类这一进化过程中又提出了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区别,并进而归纳出人类一直以来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运用知识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显得更为频繁和迫切。”

因此,事实上,所谓我们时代的新的问题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这个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多样、频繁迫切的形式直接展 现在我们面前,并因此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性的精神忧郁症。这个特殊性,一言以蔽之,恰如Werner Heisenberg所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或伙伴。”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讽刺,人类发现他居然不能控制他自 己的创造物!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就是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人类是如何从2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在这纵横时 空的历史性考察中,要发现的不仅仅是当代问题的历史根源,也不仅仅是历史轨迹中所暗示的未来的曦光,除了要剥去那附着在直接现实性上的必然性的假象,更重 要的也许是探讨人性的本质。当今社会并不是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切都是人类的大脑和双手的创造,这是一个被赐福的时代还是 一个被诅咒的时代,应该仍然取决于我们人类的大脑和双手,这应该是可能的,命运在我们手中。如果确有一神秘的力量主宰着我们的命运,要把我们的全部罪孽实 现,那么我们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也仍然是这些,这西绪福斯式的反抗。

2.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无比辉煌成就的时代,而且毫无疑问,还有更多更辉煌的成就在可预见的将来等着我们。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时代,即使是伯里克利统治的黄金时代也已黯然失色。

我们已经遍布地球,我们可以深入大海,我们已经把人送上了月球,我们可以抽刀断水建立大坝,我们可以移山填海,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制造新的物质,我们可以改变生物的基因,我们可以模仿人类自己的智能…… 我们已然征服了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已经俨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但是,也从来没有那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面对如此众多的悖论和困惑?

我们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半天就可以到达地球对面,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邻居的名字,甚至相貌。我们变得礼貌而冷漠,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们的邻人。我们 有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可以和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即时通话,但是我们心灵的距离却并没有随之减少,如果不是增多的话。我们有神奇的Internet 网络,我们可以和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种族的人聊天,共享各种信息、分享各自的情感,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迷其中,难道那冰冷的ID背后 陌生的心灵真的就比亲人朋友离我们更近吗?难道虚拟的网游世界就真的比现实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吗?抑或这个世界,我们创造的世界,比冰冷的ID更冰冷,比 单调的bit更单调?

我们有完善的医疗手段,1996年我们销毁了地球上最后一份天花病毒,我们还有机器人和计算机,已然从智力方面开始解放人类,但是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 了普遍的“过劳死”,出现了亚健康。1992年美国前任劳联主席威廉姆·格林宣称,“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于是美国出了一本书,叫《过于劳累的美 国人》。日本人创造了一个词汇叫“过劳死”,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院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高血压症状恶化,并最终导致最后的死亡。”现在,这是日 本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命疾病。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纷纷在50岁这个事业的高峰期猝然死去。近年,一种新的概念,亚健康状态 (subhealth),也称“第三状态”,被提了出来(不知道谁提出的,没查到),它是指一种介于人体健康与患病之间的一个过渡的中间状态,表现有:食 欲不振、易怒、头痛、疲乏失眠等。这个概念的提出,立刻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显然,这些症状太普遍了,特别是工薪阶层。

我们有普遍的民主制度,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类具有我们今天这么大的政治自由,但正如一个社会学家所说,“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收 入差距正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贫困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种,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 长了3倍。但是,“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 从2.3%下降到1.4%。”是的,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失业是悬在工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在中国,大学毕业生不断的学习新的技能,提高自身的价 值,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因为这不过是要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而不幸的是这还要受到市场波动和行业差别的巨大影响。


我们有庞大的购买力。在18世纪前,产品主要是满足上层阶级的奢侈品消费和下层民众的必需品消费,而18世纪后,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扩展到全球, 大众的购买力越来越强,消费社会开始出现,人们开始购买时尚产品,“消费”本身开始大规模生产。现在,无数广告铺天盖地,它们教导我要认识到这是我所需要 的,然而我买的越多,我的欲望就越不能满足,我的“必需品”就越多,就越是陷入恶性消费的轮回。于是,正如Francis Bacon所说,我们变成了经济动物,只知道关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我们是否应该追问,这样就是美好的生活吗?我们更应该追问,这样“无视个 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值得吗?

我们有丰富的娱乐生活,影视、音乐、体育节目,但是当我们拿着遥控板不断的换台的时候,或者鼠标在浏览器上一路点击的时候,我真的怀疑,我们是真的找到了 快乐还是在打发无聊?每次打开一些搞笑类节目的时候,听到那里边不时冒出来的哈哈的作为背景的笑声,我就在纳闷,原来笑也是要暗示的?我们跟随这时尚、流 行的步伐,把凡是传统的批到体无完肤,我们一起在网上批无极,一起在网上签名抵制日货,在这些现象背后,有多少人是作为能动的主体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又有 多少人不过是惧怕被孤立呢?个性,这个流行的词,真的普遍的实现了吗?抑或不过是给空虚的心灵套上的虚假的外衣?

因此,一切都似乎表明,在征服外在世界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同时征服我们内在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似乎越来越不适应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生活环境了,我们渐渐在巨大的社会信息的海洋里迷失了自己。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Fordham大学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美国社会的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 36点,……”,“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少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3. 根本的问题;人

这个特殊性,一言以蔽之,恰如Werner Heisenberg所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或伙伴。”Stavrianos认为,

“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讽刺却在于,这种主导性正是当今全球病态和恐惧的根源。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面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因此人类现在正在‘被迫地’致力于找到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正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指南针’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大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

200多年前,当詹姆斯·库克船长来到澳洲的时候,“这些原著民留给库克的第一印象是‘对某些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远比欧洲人 快乐得多。’库克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对此也表示赞同:‘我说过,这里生活着一群快乐的人,尽管他们一无所有。’”面对这样一群人,骄傲的欧洲人以复杂的心理“创造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快乐地生活,贴近自然,远离文明的束缚和压力。”对这些欧洲人而言,“敌人就是文明本身,所以他们发挥浪漫的联想,把波利尼西亚视为天堂,一个田园式的岛屿社会。”后来高更去了南洋。同样的感慨也见于耶稣会士Jacob Baegert对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描述,“整年中既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有什么东西使得他觉得生活讨厌或者活着没意思…… 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而正如圣格雷格尔所说,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于言表的罪恶。”Stavrianos也在论述 了一个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一天的生活后说道:

“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社会化程度也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达不到的。”

显然,旧石器时代无疑像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难怪古典时代各文明的先哲们都把遥远过去的某个时期视为他们的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但是Stavrianos立刻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另一面,

“但是紧密维系旧石器时代社会的亲属关系的粘合力既给人慰藉,又使人感到压抑。在其作用下,个人完全听命于团体或部落。”

而且,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立刻可以发现,这个社会中的人还是没有充分发展的人,他所具有的近乎无限的伟大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充分的实现,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和现在所展现出来的最伟大的特征,在此之前,谁能想到人类社会原来蕴藏了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因此,“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就有什么回声。还是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顿森林吧!”(马克思语)


但是,至少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可能性,人并不是生而自私的、贪婪的、好斗的,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Stavrianos在《致读者》最后说的:

“这种多样性显示出,21世纪在拥有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虽然历史学家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够准确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够基本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即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

命运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个人和社会

“但是,”我曾这样问我自己,“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只要按照规矩办事,小日子不也可以挺快活吗?”

但是,在写完上面这些东西的时候,对这本书做了个大致的梳理后,我隐隐感到,我也许不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在这个日新月异全球化的时代,我真的可以无视这些问题而把“小日子”过好吗?

也许John Donne是对的,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李敖 译)

5. 多余的

看完这本书。另一个想法是,比起我们用的历史教科书,这本书立论的高度大不一样啊。视野,我们有不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结,指导思想,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影响太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充分重视,虽然时空跨度很大,但始终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想,这样的教科书教育出来的青年能不高出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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